二.吴思
我倚在墙边，默默的凝视着那兰姐，时间在静静地流淌。那兰姐背对着我，一动不动的，她直坐在椅子上，正望着镜子中的自己，也许那不是望，只是正好把眼神投在镜子上而已，从镜中看，她身后的化妆师是这个房间里唯一运动着的人，化妆师不紧不慢，张弛有序的盘弄着兰姐的头发。兰姐的母亲张阿姨，坐在旁边的凳上，一声不响的注视着一切，眼神一会随着化妆师的手上下左右的移动，一会又凝聚在兰姐镜中的脸上，她们维持这样的动作快有三小时了。兰姐的表妹小瞳，也就是今晚的伴娘，则侧卧在床上，发出平缓的呼吸，她已经睡着有好一会了。窗外的天又高又蓝，地面是翠绿的修葺整齐的草坪，草坪后面是一座露天游泳池，旁边两排躺椅，游泳池后面是一片整齐的香樟树，将酒店与外界喧闹的世界隔离开来。
当你注视一个人太久后，他在你的眼中就会变得越来越陌生，直至分辨不清，自己都发生了怀疑。此刻，兰姐在我的眼中，就这样的越来越模糊和陌生，我在脑中竭力的搜索着，不断的翻开那些尘封已久的画面，让她又重新清晰的浮现在我面前。
具体在哪天认识那兰姐的，我已经不止一次向自己提起这个问题，却从来都找不到答案，也许我永远都记不起来了。我曾经问过妈妈：“我们家什么时候和那兰姐家相识的？”妈妈只是说是1984年秋天，我刚满好一岁时，那兰姐家就搬过来了。我知道是1984年，前阵子我刚看过的一本书的名字就是1984。至于更具体的日期，恐怕早已无人记得。
我知道总是有那么一天，我是第一次见到兰姐的，总是有这么一天的，我确信。在那天，妈妈抱着还在襁褓中的我第一次敲开新邻居的家门，去做我们两家间的第一次拜访，张阿姨牵着刚刚会走路的兰姐在门前迎接了我们，或者那时，兰姐正躺在婴儿床上小憩，妈妈抱着我一边笑呵呵的望着她，一边和张阿姨聊着某些事情，就这样我们认识了。或许，在那天，是张阿姨牵着兰姐第一次敲开了我家的家门，我们第一次见面了。再或者，晚上乘凉时，我们在院子里第一次撞见。总之，总有第一次见面的。
很多人，我们都记得认识他那一刻的情景，平淡的，浪漫的；快乐的，或不快的，总能事后被提起，成为某种宿命或者缘分的证据。而对于我们从小就亲近的人来说，我们记得相互间太多的或愉快或不愉快的事情，却忘记了第一次相见的情形。当有人问起：你什么时候认识某人的？我们只是说：从小就认识了。至于是时的情景，却早已忘却，真不知道这是好事，还是坏事。
这种突然陌生的感觉，兰姐也和我提过几次，最近的一年内就有两次。我想这个世界上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人能够比我更靠近兰姐的内心，即使当年的成然，如今的杜晓，都不能。但我知道，过了今天，这些将不复存在，兰姐将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，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。镜中陌生的模样，不知道是不是她将来的真实模样。
“小二，你说人结婚后会是什么样子？”就像所有的女孩，兰姐不止一次问过这样的傻问题。
“就像所有的大人一样，生小孩，然后整日为孩子繁忙。”我打着手势说，“所以我不想结婚，孩子们太讨厌了。”
“还是一样，除了责任重了。”我若有所思的说。
这次回答距上次差了十多年，我清清楚楚的记得那天，兰姐过来敲我家的门，眼圈红红的，他爸妈又在吵架。妈妈将兰姐接进屋，让她和我坐在一起，她则披起大衣出门，往楼上跑去，屋里就剩我俩，兰姐这么冷不丁的问了我一句，我还以为我回答的很有水平。那天，就在兰姐敲门之前，妈妈刚刚揍了我一顿，因为我给她惹了个大麻烦，于是我想所有的孩子都是父母的麻烦，就那样的回答了。再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时，我立马就想起了当时的失误。
“你只有自己经历了才知道，婚姻是实证主义，别人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你。”我翻过咖啡杯底的纸质垫片，在上面写着，然后推到了她面前。
“经验不过表明，一切都是历史的重复。”兰姐说。我知道她肯定想起了爸妈的不幸婚姻。
“你要对你自己和杜晓有信心。”我微笑的点点头，并没有把话打手势出来，或者写出来。
就像往常，她明白了我的意思。
“我其实真舍不得你，要不你也到上海找份工作吧。”她继续说，“我还会继续保护你的。”说完，她自己都笑了起来。
“别怕，小二，我保证他们不会再欺负你了，有我保护你。”那兰姐紧紧的搂着我，虽然她才比我大一岁，个头却比我高了不少。
“一个哑巴，一个没人要的野种。哑巴，野种，哑巴，野种------”刚才欺负我的那群小孩，看到兰姐朝他们狠劲的冲来后，拔腿就跑，还一边回头吐着唾沫，骂着。
要是上天能给我一次说话的机会，我一定会站在他们的楼下，把他们的祖宗十八代骂个够。当时我想。
我眼睛一下潮湿了起来，也跟着笑了起来，有时候，痛苦的味道也含有一丝甜味，让你欲罢还休。
“婚礼准备的怎么样了？”我打着手势说。我有一阵子没见着那兰姐了，所以对这些情况不是很熟悉。兰姐的爸爸已经在上海为她们母女买了一套房，上个月她们就搬到上海去了，为婚礼做着准备。在我的心里，对婚礼是否真的要如此大费周章持怀疑态度。我想，这其中兴许还有成然的缘故。
“我妈妈他们在张罗，基本没我什么事。”那兰姐对我这个始终如一安静着的听众说，“结婚都是他们的意思，我自己还没准备好，我就好像只是为他们结婚一样。不过我妈说的也对，这场婚姻也没有什么令人不满的地方，杜晓和他家各方面都不错，我自己的条件也就这样，很一般，应该感到满意才对，而且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。的确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。”
我知道其实她已经准备好了，只是还未找到个满意的理由，这种满意的理由通常只存在于少女时代，或者虚构的浪漫爱情故事之中。都是长大后的烦恼，时光除了在我们的面容上刻下印迹，更在我们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结疤，一切以为会发生的都未发生，一切未曾想到的却都发生了。每到想到此时，我对周边的所有就越发的感到陌生，包括那兰姐，也包括我自己，虽然在他们的眼中，我还是停留在二十几年前，同样的沉默。
六岁之前，我只能用眼睛观察周遭，整个世界寂静一片，路边的杨柳静静的飘舞着；雨落在屋顶，溅出的水花安静的四下逃散；天空划下的闪电，除了一道雪白雪白弯曲的线条，什么都没有，如同用粉笔在黑板上轻重相间画出的痕迹；人们总是张着嘴，上下交替的合着，我知道他们这是在讲话，有的讲完几句，相互勾肩张着笑脸的走开了，也有的立马双方脸上显出了愤怒的表情，相互掐了起来。
母亲为了我的事，整天忧心忡忡的，总是用充满怜悯和爱意的眼神望着我，一有时间，她就带我往医院或者不知名的诊所跑，有嘉兴的也有外地的，因此，那个时候我是院子里同年龄段小孩中，最见多识广的。邻居每次见到我，总是摇头叹气的，连那些小孩，也是喜欢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的。可我觉得，我这样没什么不好，尤其是我后来戴上助听器后。
通常我只能一个人自己玩，因为妈妈不让我和别的孩子一起，怕他们会欺负我，实际上，他们也不愿意捎上我这个哑巴和聋子。爸妈白天上班时，我不是一人窝在屋里，就是到院子里，将家中没用的零零碎碎带到地上，瞎乱的拼着，路过的邻居那时总会说，如果这孩子能说话，将来没准是个发明家呢。有时邻居们也会把我拿来当例子，教训自家的小孩，有的会说：你怎么不学人家吴思，安安静静的玩，从不出去惹是生非。这时那孩子保准会顶嘴说：他是傻子、哑巴，当然不会惹事。这时他们的父母就没有话说了。有的会说：你不听话，今后就会像吴思那样，什么都干不了，也没人理，只能一个人瞎玩。这时小孩们想到这可能凄凉的未来，多半会吓着，就会安静的随着父母回家。
等我过了六岁，快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妈妈才放弃了把我完全治愈的念头。她是个倔强、合格的母亲，从她发现我不能说话不能听到任何声音那刻开始，她生活的中心就是给我治病，除了正规的大医院，一般的小诊所，传说某地某人的某个土方子，一一拜访外，她甚至还求了术士巫婆，仿佛我的病是某个魔鬼的附体所致。